可是，如果这个逻辑是能成立的，那么国家连《刑法》等法律都难以制定——谁敢保证每一个刑事案件都是可以告破的呢？如果有的案子成了谜案，犯罪分子一直逍遥法外，于是就说们的《刑法》成了一纸空文——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吗？我们非得等到有百分百把握能破获所有刑事案件时才能制定《刑法》吗？如果我们都已经完全有方法可以掌握官员财产状况，那还需要申报、公示吗？谁有问题就处置谁不就结了？可见某些领导的逻辑是多么荒谬。

民间金融违法案件如此高发，原因则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有限，对未确定性风险投资的不支持，以及存贷利差的存在，不管是在资金的供给与需求上，长期以来都十分旺盛。法院认为吴英是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采取虚假宣传、欺骗等手段进行诈骗，但在法院审议过程中，吴英及其辩护律师都认为如果不是被突然抓捕，吴英有能力进行还贷。

这些民间的借贷和集资是因何而成了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罪行，这才是我们在制度上进行吴英案审思的重点。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在调研中还发现，浙江全省的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超过1.5万亿元，全国达到3.7万亿元。堵多于疏的原因，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则在于国家有关部门怕大量民间资金影响现有金融机构的利益，大量民间资金介入，冲击金融秩序，这是顾虑，最大的阻力是金融机构被一些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不愿新的机构进入，出现玻璃门、弹簧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吴英所拥有的一系列房产和产业被强制拍卖，而房产的回报率则非其他产业可比，因此对于吴英是否明知没有还贷能力仍然采取欺骗手法进行非法集资，外界也存疑。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疏比堵更有效，正是由于金融系统的封闭性，导致资金互助社、中小银行等机构无法成立，以地下金融的形态存在，也导致其违约风险的剧增。

国家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但是，中国目前的民间借贷利率基本都在50%左右、部分竟然高达200%（年化利率）。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最终，一切纠纷都涌向了政府和党委，上访成为党政不能承受之重。

司法是关于纠纷解决的程序规则，在这个缺乏共识的时代，关于程序规则的共识相对容易达成。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至今未见全文公布。实际上，司法改革面临停滞不前、动力缺失、利益集团障碍等种种问题，与作为司法使用者的民众缺位紧密相关。顶层设计有助于司法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其要义可以概括为：顶层优先，抓住核心，着眼高端，自上而下，整体关联，全局视野，系统建构，通盘设计。

实用主义容易导致缺乏理想，而民众出于对自身权利保障和实现正义的追求，迫切希望改革司法制度。如何评价此轮改革，中国司法改革将向何处发展？著名法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给我们作出了详尽的解答。

司法改革若要突破瓶颈，首先必须改革司法改革，破除司法改革的封闭化和神秘化，调整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引入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力，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但哪怕再好的司法改革措施，由于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甚至退步，改革的成效都会大打折扣。司法改革和政改有重要关联，但并不代表两者不能分离。司法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可以为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提供一种缓和机制。

为什么不能从法院内部做起？这一轮司法改革中，上下级法院关系没有理顺，反而通过案件请示制度的司法化、司法巡查制度等，强化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关系。相关部门须及时、全面、有效回应公众的讨论和意见。应改善党对司法的组织领导，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党组织对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干部的考察任免，改为有权推荐人选。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群众期待，深化司法改革》，指出在2004年和2008年开启的两轮司法改革，部署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是继2011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他认为，尽管中国的司法改革面临诸多困难，但依然可以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作出许多改变，司法改革应该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司法独立可以从法院系统内部做起。改革的部署、安排和进程，只能从领导讲话、会议报道中寻找线索，60项改革措施只能透过各种线索把握框架。

特别需要建立司法改革的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公开司法改革的相关信息，公众可利用网络等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官方提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司法改革委员会吸收法律学者、律师等不少于一半的民间人士参与。未来的司法改革，还是应该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先解决容易的问题，再来解决难题，到最后来解决那些大家认为根本不可想象的问题。第二，公众有权全方位参与批评建议、研究咨询、议题设定、意见征集、过程观察、效果评估等司法改革的全过程司法改革是法治改革的核心领域，如果司法机构能够有效运行，宪政框架基本上就具备了，如果能确立被广泛认同的司法体制及宪政体制，将有助于保障和推动民主及其他改革。例如，法院和法官总在抱怨受到干预，要求提升司法的独立性，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情形其实是内部干预，院领导对办案法官的干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为什么领导要干预个案，因为领导正是通过这种干预而显示权力的意义。

因此，司法的独立性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维护党的领导。司法改革和政改有重要关联，但并不代表两者不能分离。

法院系统内部改革可成突破口时代周报：关于司法的独立性改革，很多人认为要在政治改革做出实质举措之后，才能有所进展，你如何看待？两者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徐昕：其实不需要。实际上，司法改革面临停滞不前、动力缺失、利益集团障碍等种种问题，与作为司法使用者的民众缺位紧密相关。

长期以来，出台文件成为官方评估司法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标志。理性地看待，绝大部分司法改革措施是不涉及政治的，或者说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司法与政治可以实现相对的分离。

在一个共识缺乏的时代，有关如何推进司法改革的方法论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如何评价此轮改革，中国司法改革将向何处发展？著名法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给我们作出了详尽的解答。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科学引导，司法改革的公众参与完全可以有序进行，而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果。改革效果需民众评价，改革举措需民众认同，改革共识需探讨沟通，改革动力需广泛积蓄。

第三，破除禁区，积极支持司法改革研究，鼓励民间司法改革研究和促进机构的建立，提升公众参与司法改革的能力和有效性。时代周报：如果要进行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由谁来负责比较合适？徐昕：司法改革涉及国家基本制度，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司法改革委员会，发挥设计、组织和协调的作用，更为恰当。

为什么会强化，实质上是上级法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司法改革需要公众参与时代周报：可是，提高司法的独立性不单是民间的呼吁，也是法院的愿望，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不断强调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司法不够独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徐昕：司法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实际上，这只是改革的第一步。目前，公众可以就立法提出意见建议，如刑诉法修订收到7.8万余条建议，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收到23万条意见，起征点因此从3000元提高到3500元，但公众却没有适当的途径参与司法改革。

现实令人悲观，但对未来还是要有一定的信心。但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而不是地方的法院，必须实现司法的去地方化。所以，即使技术层面的司法工作机制和方法改了很多，民众仍感觉改革不到位，因此滋生失望情绪。只有司法改革措施切实贯彻，良好运转，才可视为改革任务的完成。

司法的独立性，有利于终局性地公正解决纠纷，这实际上是为党和政府分忧。阳光政府、司法公开也是官方二十多年来未曾改变的承诺。

从历史来看，司法部门从来都是保守的形象，即使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仍然会小心谨慎地为政府考虑。司法改革若要突破瓶颈，首先必须改革司法改革，破除司法改革的封闭化和神秘化，调整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引入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力，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这一轮司法改革启动于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顶层设计有助于司法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其要义可以概括为：顶层优先，抓住核心，着眼高端，自上而下，整体关联，全局视野，系统建构，通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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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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